经讯【作者按】最近五年，世界真不太平!先是美国选出了一个“疯子”总统，搞得世界大乱;接着新冠肺炎在中土和全球肆虐，熬了三年，总算初见曙光;没想到，这几天俄乌战争爆发，几千万人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下。回头来看，我们觉得过去是“岁月静好”，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常态世界，但世界随时可能进入非常态。在非常态的世界里，我们很少遭遇“黑天鹅”，也不必惧怕“灰犀牛”，但将随时遭遇“大白鲨”。每个人都要思考，如何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求生存谋发展。——聂辉华 2022年2月26日
一、风险社会的来临
2017年7月17日，在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后，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《有效防范金融风险》。文章提出：既防“黑天鹅”，也防“灰犀牛”，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，也不能置若罔闻。文章的一句话，带火了两个关键词：“黑天鹅”和“灰犀牛”。当然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显然不是解读“动物世界”，而是谈论防范金融风险。
“黑天鹅”这个名词，来源于美国学者塔勒布(Nassim Taleb)2007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《黑天鹅》(The Black Swan：The Impact of Highly Improbable)。在书中，“黑天鹅”现象是指发生概率很低、影响巨大的事件，比如说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、2003年的非典(SARS)事件。“灰犀牛”这个名词是近几年才传入中国的，它来源于美国学者沃克(Michele Wucker)2017年的一本畅销书《灰犀牛》(The Grey Rhino: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)。“灰犀牛”事件不同于“黑天鹅”事件，它是指那些以很高的概率发生、具有巨大影响但是被忽略的事件，例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、长期以来的全球变暖问题或者“厄尔尼诺现象”。
在真实世界中，“黑天鹅”事件和“灰犀牛”事件其实是两种极端事件。 前者发生的概率极低，而且根本没法预测，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讨论它其实意义不大;后者暂时不会发生，人们有时间去预防，因此这类事件不是特别可怕。
实际上，更常见的一种事件是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，或者它发生的概率较低，但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。我把这样的事件称为“大白鲨”事件。 今年的新冠肺炎病毒(COVID-19)在它爆发之前，被认为属于“黑天鹅”事件【塔勒布本人一直坚决否认!】，但是爆发之后，尤其是在“后疫情”时代，它就变成了一种“大白鲨”事件。因为疫情依然在各国蔓延，而且在已经控制住的地区也可能复发，甚至人们担心冬季还会再来一波。在没有普遍接种疫苗或者将其彻底消灭之前，新冠肺炎病毒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人类社会徘徊。此外，对于地震活跃带或者火山地带的居民来说，地震爆发或火山爆发也是一种“大白鲨”事件。还有一些人为事件也属于这类，例如某个杀人惯犯逃出来了，在抓到他之前，周围的居民面对的就是一种“大白鲨”事件。上述事件有一个共同点：它就在你身边，但你不知道它啥时出现，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你的预期、行为和生命安全。
为了更好地识别“黑天鹅”、“灰犀牛”和“大白鲨”三类事件，我将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归纳为表1。
其实，“大白鲨”不只是一种事件，更主要是一种状态。我们平时所处的比较好的状态，可以说是“常态世界”，社会平稳运行、缓慢变化，没有巨大外部冲击，人们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，并从长远考虑做出目标最大化的决策。而面临“大白鲨”攻击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态世界：自然灾害、战争、传染病、经济危机、恐怖主义、民族冲突和国际摩擦不断发生，人们能难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，往往不得不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。常态世界就好比一片平静、祥和的海洋，而非常态世界就好比是一片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。
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名词来和“大白鲨”状态进行文献对话，我认为最合适的名词是“风险社会”。它出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(Ulrich Beck)1992年出版的经典名著《风险社会》(Risk Society)。所谓的风险社会，借用贝克书中一个章节的名称，就是我们都坐在“文明的火山上”。我想，没有比这更切当的比喻了。某种程度上，2020年之后的时代，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。我们正面面对一个风险社会。
二、“大白鲨”世界的博弈
问题是，在一个“大白鲨”世界或者风险社会里，人们会怎样做出决策呢?这些决策又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呢?如果要尽可能规避我们面临的风险，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，我们需要深刻理解风险社会下当事人之间的生存博弈。
我甚至认为，我们需要创建一门“大白鲨”经济学。因为我们过去所处的世界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常态世界，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预期，比较适合解释常态世界。然而，人类过去曾经面临的很多时期，以及我们当下面临的状态，都属于非常态世界，根本挑战是无法形成理性预期，甚至无法形成任何预期，而且常态世界的很多规则、规律或者经验很可能并不适用。
举一个例子。在过去，如果一个学者要做研究，最优路径无疑是去国外读博士，然后留在海外学术界或者以“海归”人才身份荣归国内。但是，现在面临严峻的疫情或者进入“后疫情”时代，能不能出国首先是一个疑问，出国后能不能正常上课和毕业是第二个疑问，出国后能不能顺利回国以及找到工作是第三个疑问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风险，请问你还会在一开始就做出出国留学的决策吗?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，由于未来充满风险，我们无法形成合理的预期，从而无法通过逆向归纳法倒推出第一步的最优策略。
尽管芝加哥大学的鼻祖、经济学家奈特(Frank Knight)的博士论文就是《风险、不确定性和利润》，但是经济学家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刻画“根本的不确定性”，即概率分布未知的风险。当然，没有合适的理论模型，不代表我们不能推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。
下面，我以著名电影《大白鲨》为例，描述一个风险社会的生存博弈，就以此作为“大白鲨”经济学的“前奏”吧。
在网上一搜，以“大白鲨”命名的电影有几十部，很多都是续集，这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(Steven Spielberg)1975年拍摄完成的《大白鲨》(Jaws)。故事的主要情节是：某个海滨小镇是著名的夏季度假胜地，但是在旅游旺季即将来临之时，有人发现大白鲨出现了，而且咬死了一个女游客。当地的警察局长马丁建议立即关闭海滨浴场，但市长哈瑞坚决反对，因为这会制造恐慌，而且导致今年旅游收入锐减。最终，领导们决定，暂时关闭海滨浴场，同时派人去捕获鲨鱼。虽然很快就捕获了一条鲨鱼，但海洋生物专家布朗认为，这并非当初咬人的大白鲨。市长坚持开放海滨浴场，结果不久又有两名游客遭受鲨鱼攻击。最终，马丁、布朗以及一位捕鱼能手去猎杀大白鲨，在付出了生命代价之后，终于用氧气瓶炸死了大白鲨。
先分析市长哈瑞。如果说小镇全体居民是“委托人”，那么市长就是“代理人”，其职责是为全体居民提供公共服务。但是哈瑞作为代理人有自己的目标函数，比如谋求连任，甚至凭借在小镇的政绩，进一步竞选本州的更高级职位，例如州检察长、州长。委托人目标和代理人目标之间的差异，就是所谓的“代理成本”。对他来说，最优的策略是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，别影响他连任或者竞选。因此，他一开始就以关闭海滨浴场会导致收入锐减为理由，试图掩盖大白鲨吃人事件。他并非不知道大白鲨的存在，但是他认为大白鲨吃人只是一个概率，他的如意算盘是：事先赌一把，如果大白鲨没有吃人，熬过了夏季旅游高峰再说，这样他毫无损失;如果大白鲨又吃人了，那就想办法推卸责任。作为一名官僚，推卸责任的办法很多，比如他说自己事前安排了巡逻，但是警力不足、警长失责，或者怪罪浴场管理失职。总之，他的策略能够实现“进可攻，退可守”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天下的官僚其实都是一样的?
再看警察局长马丁。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当地治安，因此他的角色相当于“监督者”。只不过这个监督者的地位略低于作为代理人的市长，等于说他是夹在居民和市长之间的角色，这使他很尴尬。如果马丁充满正义感，据理力争，那么他应该告诉居民实际情况，但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市长，以后办案经费、办公条件都会受到市长刁难，会被“穿小鞋”。反过来，如果他选择和市长“合谋”，一起掩盖真相，好处是可以得到市长支持，但坏处是一旦事情搞砸，他肯定会被市长当成“替罪羊”。总之，作为中间层，他是“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”。而且，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，我称之为“预警悖论”：如果预警者提出了警告，比如小心海里的大白鲨，那么大家就会特别小心，结果可能没有出事。没出事按说是好事啊，但是一旦没出事，大家事后可能抱怨预警者兴师动众，浪费了大家发财的机会，反而会责怪预警者。对于马丁来说，唯一的最优策略是：他提出预警，并记录在案，然后暗中提防。如果出事，他提供预警记录，事后可以免责;如果不出事，预警成本也是最低的。这其实就是维稳过程中常见的“内紧外松”策略。事实上，忠厚的马丁大体上是这么做的，他个人冒着生命危险，和专家、渔民去海上捕杀大白鲨。如果不是运气好，他肯定也葬身鱼腹了。可如果不冒险，他有更好的选择吗?我觉得几乎没有。
最后来看作为委托人的小镇全体居民。按说，他们是委托人，是真正的“主人”，但其实在这场生存博弈中，他们才是最大的“弱势群体”。第一，他们不了解相关信息，完全是被动地接受代理人(市政班子)的有限信息;第二，他们虽然人多，但很难协调行动。怎么办?考验人性和个人决策水平的关键时刻到了。限于篇幅，我无法展开介绍居民的最优策略，这里只能提一点。 理性的居民应该放弃“效用最大化”的目标函数，转而采取“最大最小化策略”，即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，选择后果最不坏的策略。通俗地说，就是“底线思维”。面对可能长期存在的风险，要“高筑墙、广积粮”，注重短期优化，放弃长期优化，采取不同于常态世界的决策法则，才能最大化生存概率。
